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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时期的书法家是标准的高薪族

2021-08-21 21:31来源:未知 频道:书画资讯 阅读:

 

  辛亥革命后,清王朝巢倾卵覆,一大批官吏“下岗”,其中书法技艺超群者,或求经济和人格独立,或为生计所迫,都华丽转身,一跃成为民国书法名家。据《海上墨林》记载,晚清前后聚集到上海的书画家多达671人。尽管那时国家动荡,经济萧条,战火纷飞,可是由于他们的加入,却带来了中国书法发展前所未有的新局面,大大刺激了人们购买欲望,促进了书法艺术市场的兴盛。因为需求旺盛,那时的书法贵得惊人。

  民国初年,离京到沪的陈宝琛、沈曾植、张謇、陈三立、朱祖谋、康有为、曾熙、李瑞清、郑孝胥等等,以遗老自居,大多以鬻字为生。他们是前清高官名臣、硕学鸿儒,名气很大,尽管字价很高,但求字者仍络绎不绝。郑孝胥为交通银行题写“交通银行”四个字,润笔为四千两银子。1915年刊印的初版《词源》两个字,他即收润笔费500两。他为商务印书馆题写馆名,每个字要两千两。尽管已经写好了,可是商务印书馆要求其题款时注明于“民国某某年”,这下激怒了这位大清遗臣,他当场将墨宝付之一炬,一万两白银就这样付诸东流,可他毫不在乎。

  不仅这些前清遗老的书法价高字贵,而且民国官员的字也价格不菲。那时,不会画画可以做官,但字写得不好断难当官。此外,武人学文是民国的时风,蒋介石、张凤翙、张伯英、黎元洪、徐世昌、冯玉祥都写得一手好字。抗战时期,国民党元老吴敬恒在重庆生活困难,便在重庆《中央日报》上登广告,申明开始鬻字,直到抗战胜利,回到上海时,还是生意兴隆,被人戏称为“书画托拉斯”,7年间他卖字得到五六万块银元。

  不但这些前清遗老和民国大佬们的字贵,就是李叔同、闻一多、郁达夫、黄炎培、马公愚等文人学者也卖字,也贵得令人咋舌。学界“狂人”黄侃挂出的书法润例便是:四尺全张以内八元,写扇四元/件,榜书每字四元;另声明为人书作“碑铭墓志”润笔另议,有时还要另加磨墨费一成。他为人写的《九江荆有岩母墓表并篆额》就得到500块银元。

  我们可以作个比较:

  与画家相比,字比画贵。画坛盟主吴昌硕自定润例时便称“书画一例”:堂匾廿两,斋匾八两,楹联三尺三两、四尺四两、五尺五两、六尺八两,横直整张四尺八两、五尺十二两、六尺十六两(一两约1.4元)。而康有为的书法润例:中堂,七尺者三十元,每减一尺减二元,每加一尺加二元;楹联,四尺者十二元,每加一尺加二元。这远高于吴昌硕。齐白石初到北京,在琉璃厂挂单,画一幅扇面才两元,而已有盛名的丰子恺一幅扇面也才三元,还都不及黄侃。

  与作家相比,写字甚于作文。民国时期名作家的收入十分可观。1928年,鲁迅在《日记》中提到的所有收入加起来是5472元。但比起写五个字便得万两白银的郑孝胥来,还差得远啊。

  与普通工薪族相比,书法家是高收入人群。据记载,上个世纪二十年代,在上海一个卫生局的科长月收入在30元左右,一个普通市民家庭月开销不过50多元;北京租一个四合院,每月仅20元左右。如此看来,民国时期的书法名家是标准的高薪族。

  如今,人们常叹:“好字不如赖画。”“一流的书法家的笔润比不上三流的画家。”究其原因,因为人们已经不用毛笔写字,对书法的感受和认知欠缺;书法不像绘画那样有直观的形象和丰富的色彩,欣赏书法需要更高的审美能力;江湖上滥竽充数者太多,仿佛最容易当的就是书法家。其实,书法因其至简也就至难,技术含量极高,最难当的就是书法家,最贵也应当是书法,五年前黄庭坚《砥柱铭》就拍得4.3亿多元,创下中国艺术品拍卖的世界纪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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